在中央缺乏充分有效的控制地方手段时，有必要赋予司法机关更大的权限，依据法律对行政机关不执行简政放权措施的行为进行审查，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借助此种反思，我们希望在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上为学科摸索出成熟而稳固的框架。[22]第三，对香港政党政治的研究。

上文曾提出认知与行动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此处可资借鉴。（一）宪法史研究 以八二宪法为契机，大多数刊物皆组织了专题研讨。第二个面相是不可变更法与可变更法的区分。[40]通行的观念认为，宪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为一部成文的规范性文件，且内含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同质性的内容。[23]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最为棘手的香港政改问题，尤其是行政长官的提名模式、选举模式等问题，受到的关注却明显不足。

不过，政治宪法学尚未构建出以明确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过去两年的研究主要是拓展主题或对旧题目做新解释。除此之外，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亦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因此，宪法教义学虽然是以文本为基础，但深入到一定层面后，势必要超越文本。

[38]参见陈斯彬：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前者是必要但不足的，后者才是理想和完满状态。就此而言，该文仍然是宪法教义学的预备。克服此缺陷的传统思路集中在增强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这个要点上，也就是增加特定群体的代表比例。

这一点不仅可从理论上证立，也为各国实践所证明。因此，全部适用和完全不适用是两种不可取的极端立场。

前者可称作宪法史研究，后者则属于学说史梳理。高全喜与田飞龙对政治协商会议之地位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尝试。[6]参见沈岿：宪法规范层次论：一种解释方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二，促进基本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

（三）对观念结构的研究 本文虽然区分制度结构与观念结构，但二者的差别只是抽象程度的不同。2010—2011年是两派论争最激烈的时段，不仅有笔端的相互辩驳，更有当面的唇枪舌战。如果论文能够对某个命题、理论或历史脉络做出清晰而系统的阐述，并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关性，那么，此类论文也将是重点评价的范本。[25]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学者们之所以关注基本法，不仅因为香港政改是实务热点，而且还因为宪法适用在大陆范围内不尽人意的情况下，香港问题反倒成为考验宪法学人知识的试金石。如果把政体类型区分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则国家法人说是与作为过渡形态的君主立宪制最为契合的理论形态。

八二宪法包含了一个三种主权代表叠合的复合架构，三者间关系仍在调整与磨合的过程中。这个道理虽然明显，在当前宪法学研究中混淆此界限的情况却不在少数。

作者虽然精准地介绍了该学说的演变，但结合中国实际的进一步挖掘工作却做得不够。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社会基础亦应随之调整。如果不能具体地评估各种机制的功用，单纯主张某种机制的绝对优越性，结果可能非但无法达到维护宪法的目的，反而会葬送宪法本身。不过，另一方面，应被认真对待的宪法却不应该是宪法整体，如果主张应该毫无差别地适用宪法的所有条款，亦会陷入困惑。[31]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这不仅表现在论文数量上，更体现在研究深度上。

张千帆的两篇文章则尝试在概念层面化解这种分歧，具体来说，他把政治宪法学的宪法适用观归结为宪法的程序性实施，把规范宪法学的宪法适用观提升为宪法的实体性实施。作者虽然在民初制宪的语境下探讨行政专权，实际揭示了现代政治中的永恒难题。

为学与反思相互促进，不可偏颇。第二，从积极方面而言，立法者应该因地制宜地为婚姻家庭的保护创造有利条件。

之所以说不应该，是因为行政专权这种应对例外状态的权力实际上是宪法秩序自我保全的权力，如果完全废弃之，则宪法秩序无异于自缚手脚，在危险面前坐以待毙。当然，此种以方法论为标准所搭建的框架并非封闭的体系。

另一方面，社会权有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40]通行的观念认为，宪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为一部成文的规范性文件，且内含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同质性的内容。[35]参见王旭：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虚弱——对基础规范理论政治功能的批评，《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这些问题虽看似偏在一隅，实则个个触及宪法学的神经。

【注释】 [1]参见，中国宪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作者在上文中并未明确界定作为其核心命题之基石的宪法适用概念。

规范的内在逻辑涉及三个层面：规范的创生、规范的意涵、规范的落实。基于此种认识，本刊曾于两年前围绕各学科撰写发展评价。

曲相霏：消除农民土地开发权宪法障碍的路径选择，《法学》2012年第6期。通过多元标准间的竞争、比对、互补和融贯，才有望取得共识。

以此为基础，作者把《宪法》第33条和第51条作为基石，借助于德国宪法学关于基本权利的框架，勾画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体系。虽然从文本位置来看，国家所有权并未处于基本权利的章节，但学者对该条款的反思却主要借鉴了基本权利的理论资源。[34]参见张龑：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辛亥革命以来的人民意志建构及其先锋队，《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的膨胀在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方面均有体现。

不过，直接选举与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就此而言，其研究结论的首要价值并非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指引，而是为理解整体制度提供参考。

[35]作者批判的主要标靶是凯尔森的基础规范。诸如宪法的保障机制、宪法学的教义化对宪法的政治性的冲击、宪法解释中的政治因素、宪法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等，都决定了法教义学方法在适用到宪法学领域时势必面临一些特殊困难。

实际上，强世功这篇文章的主旨虽然看似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实际是想倡导一种研究方法，即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8]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了婚姻、家庭制度，但并未使用基本权利的惯常措辞。